昨日上海市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了《上海市养犬管理条例》。
规范养犬，民有所呼。制定更高法律层级的地方法规，势在必行。
法律法规调节、调整的是利益关系，规定着社会行为的道德“底线”。社会民生领域的立法，有其特殊性。比如养犬不养犬，没有“是非”之分，纯属个人选择，都受法律保护。这类法规所调节、调整的利益关系，表现在维护社会“公共空间”的秩序。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安东尼・吉登斯说，自由与责任相连，“没有责任就没有自由”。
尽管现代生活已经接纳了狗之类的宠物，但像上海这样的大都市，生存空间有限，资源有限，养犬无限度的扩张是不合适的。我理解，这部法规的立法指导思想是“规范养犬人行为”和“加强社会管理”，就有“控制”的涵义。
这部法规关键条款有三：“进门（领犬证）”、“出门（牵犬外出）”和“弃犬（处置）”的制度安排。
其一，“领证”方面，新规一是大大降低养犬“门槛”，让养犬人愿意“进门”领证；二是多设置登记场所，尽力使来登记者感觉方便，规定了政府相关部门应当协作服务。
其二，养犬纠纷主要发生在“遛狗”时。《条例》规定犬只不能进入学校、医院、体育文化场馆、候车室、餐厅、商场、宾馆等十余个场所，规定“犬牵引绳不得超过2米”、“即时清除犬粪”、“乘电梯避他人”等条文，并列有相应罚则，让市民对“规矩”一目了然。我想，犬吠扰民、犬粪污染那些事儿，以“报警”的方式处理当然也行，但执法成本较高。社会民生类法规的实施，常常与市民的公德水准高低相关联，养犬法规的执行多半需要养犬人的自律，与社会公德、文明氛围有关系。《条例》强调了这点。
孟子曰：“徒善不足以为政，徒法不能以自行”（《离娄上》）。即单靠“善”（道德）或“法”都不行，结合起来方有力量。诚然，法律法规能“固化”社会公德，社会公德则能使遵纪守法形成习惯、并营造良好氛围，两者互为影响，互为促进，由此提升社会管理的水平。城市文明，需要市民个体文明素养的提升，更有赖于各群体交往的“公共空间”文明水平的提高，包括价值观念、道德追求、秩序意识、互爱互助精神的培育、感染和共进。养犬法规的生效离不开公民的自律，离不开养犬人的守规。
其三，弃犬处理的被重视，与保护动物的理念进步有关。过去对流浪狗的捕杀，引起市民的反感和抗议，因此有联名上书到市领导的。这次，《条例》回应民意，倡导“人和动物和谐相处”的理念，规定了弃犬的处理方式，有“犬只收容所”、“走失犬只的领养”、“无主犬只处理”等法条，相信会得到市民的认同和遵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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